打恐获新胜，反恐需久功——2017年全球反恐新态势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溃败，牵动全球暴恐形势加速演变。各国反恐力量在更趋复杂的恐情变化中，积极应对、累有新策。国际反恐合作仍须继续“定焦”、聚力，行稳致远。

一、军事“打恐”收获阶段性胜利

2017年国际反恐的最大进展，当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的溃败。7月和9月，伊政府军，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分别收复摩苏尔和拉卡两城；11月，叙代尔祖尔市和伊边境重镇拉瓦等要地又被先后解放，“伊斯兰国”丢失“首都”与主要城市，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亦被拔除，标志其在叙、伊的实体“国本”荡然无存。

这是一场早已注定却“姗姗来迟”的胜利。自2014年6月“建国”以来，这一异军突起的暴恐“首恶”，以极端残暴的意识形态、血腥多变的恐袭手法、野心膨胀的“三环战略”，诛杀异己、为害地区、作乱全球，早已失道寡助。其兴起与存续，既因在“圣战”组织中具备“比较优势”；更在借乱起势，受惠于地缘博弈各方的利用。而当其危害显著放大，逼迫国际势力、地区大国和当地力量联合打恐，灭亡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重创之下，“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招募能力大幅下降；失去“税收”与“石油走私”财源，收入同比下降70%且仍在走低；总体恐袭能力，特别是对“黎凡特”地区的威胁亦相对减弱。同时，其主要附庸也多遭严重打击，颓势尽显：“呼罗珊省”受美、阿富汗安全部队和“阿塔”夹击，勉力维持；“利比亚省”去年即丢掉苏尔特城，向南逃窜，残部近来亦被合围俘虏；“博科圣地”被尼日利亚政府军重拳围剿，撤离主要城市“领地”，且苦于分裂内斗，实力大不如前；而经过5个多月的鏖战，菲律宾政府军已基本剿灭马拉维的穆特和阿布沙耶夫组织成员。

当然，军事打恐的阶段性胜利，并不能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可能借鉴前身在伊拉克时期的“起伏”经验，仿效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基地”总部的逃散模式，暂弃“建国”理念，重回游击状态：一面内线蛰伏，于叙、伊埋伏休眠“暴恐细胞”，“藏恐于民”以伺机反扑；一面化整为零，加速促推“圣战者”回流，巩固外线附庸。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国”或将密集策动自毁性、残暴性更突出的新恐袭，以施加报复、宣示存在并牵制反恐力量。11月24日，埃及西奈半岛清真寺恐袭已致死305人、致伤128人，再次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宜将剩勇追穷寇”。反恐与暴恐的激烈博弈已进入“敌退我追、烽火四起”的新阶段，国际社会更应继续汇聚共识、凝聚力量、坚持斗争、步步为营。

二、国际反恐仍需破解新旧难题

总体看，全球恐袭危害自2014年以来呈下降趋势。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7》显示，2016年全世界恐袭致死25673人，较2014年峰值下降22%，特别是叙、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四国的反恐压力有明显缓解。随着“伊斯兰国”在叙、伊败亡，恐袭能力不断下降，该趋势今年有望延续。但“伊斯兰国”的衰败亦牵动暴恐组织分化重组，国际恐怖主义形势复杂演变，反恐尤须着力解决下述问题：

第一，外籍“圣战者”加速回流，“伊斯兰国”骨干“外线”逃散，威胁多国安全。“伊斯兰国”叙、伊实体消亡，意味着打恐一时失去焦点目标，前线随之推移、四散到多个地区。恐怖组织“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同时“碎片化”；不同暴恐组织或会出现合流、重组；恐怖分子受到极端思想污染与前线战场“洗礼”，在返回母国或转战第三国后，可能继承甚至发展出新的恐怖形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各国的首要难题。

第二，恐怖组织作乱实则是深层“病灶”的表面“病征”，地缘乱局与权力真空、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发展无力致社会失序等问题才是暴恐滋生的土壤。确保热点问题获得有效解决，推促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等国重归和平稳定才能真正防范恐怖组织死灰复燃。

第三，本轮暴恐势力回潮与组织竞争，带动了恐怖手段的变异与“繁荣”。其“治国”经验、组织建设、宣传方式、走私洗钱和互联网新技术应用等新招迭出，旧的有效恐袭方法也获沿用、“改良”。“恐怖理论”则在论战中分化、传播，为乱四方。近期尤要提防穷途末路的恐怖分子，获取、扩散生化武器，针对航空器和交通枢纽施袭；长远看则要在线上、线下主动出击，阻遏极端思想扩散。

第四，暴恐分布和反恐资源的倒挂明显。一方面，战乱失序的国家，本易发源暴恐势力或吸引恐怖组织汇集，却无力治理；另一方面，各国打恐、防恐和治恐能力强弱不均，“挤出”效应使恐袭从防范“高地”向“洼地”流动。因此，平衡反恐资源的有效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三、群策群力应对未来威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恐怖势力加速变异的同时，各国的反恐策略亦在跟进升级。叙、伊各方聚力追剿“伊斯兰国”残党自不待言；叙利亚四个冲突降级区的建立、政治进程在大国博弈中的缓慢推进，也展现了主要“恐源地”未来实现和平稳定的一线曙光。放眼全球，不少国家都在加紧补防，针对恐怖形势新特点，强化打恐、防恐与治恐举措：

其一，增编、加强军、警打恐力量。例如，今年恐袭不断的英国已决定成立一支由特种空勤团、特种舟艇部队和特种侦察团混编的新反恐部队；暴恐势力蔓延的“萨赫勒五国”亦联合组建反恐部队，初期定编5000人，后期计划再增加至一万人。

其二，巩固反恐立法、司法环节，织密社会反恐网络。法国新反恐法案《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于11月生效，在退出国家紧急状态的同时，将一些较严厉的非常规做法，如软禁可疑人员、扩大调查乘客资料范围等通过立法加以保留。此前，德国颁布《网络管理法》，授权有关部门在紧急状况下可关闭网站；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纷纷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各国反恐立法整体趋严，对社会管控收紧，但同时也再度激起人权与安全的激烈争论。

其三，更新升级反恐技术手段。近期，暴恐分子驾货车恐袭的模仿案例增多，欧洲随即加强了相应防范措施，如设置机动路障、水泥柱墙等实现人车分流隔离；整顿货车租赁市场；研发新的驾驶安全技术等。此外，反击极端意识形态在“暗网”传播的斗争持续，解加密信道、能抓取、分析涉恐信息的软件也相继投入研发使用。

其四，反恐资源平衡配置获得新进展。法国、欧盟分别向“萨赫勒五国”捐资800万、5000万欧元，助其初步建成联合反恐部队。中国也对菲律宾的反恐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武器支援。

总之，打恐新胜已获得切实积极效果，但暴恐形态亦随之变异，复杂性日增。恐怖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如影随形的客观事实决定：反恐远非坦途，注定是坎坷的长征。

（来源：《半月谈》，2017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