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政府南海政策发展态势研究

摘要：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相关动向心存疑虑。当前，美新政府南海政策正在成型过程中，有望逐步趋于平衡和理性。特朗普有可能延续前任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避免在南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但鉴于其“非建制派”特点，未来美南海政策趋势仍具不确定性。在行动上，美国恐将保持对南海介入，以多种方式干扰中国南海行动。然而，在当前南海局势降温、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恐难以左右南海局势走向。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南海问题；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连续签署行政命令，对美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南海问题，特朗普及其团队曾释放出强硬信息，引起各方对南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的担忧。

目前看，特朗普正在进入总统角色的过程中。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有增无减，对中国在南海行动高度关注，对南海问题则缺乏深入全面深入的了解。美国新一届政府南海政策走向存在出现误判的风险。但同时，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并未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南海。分析美新政府南海政策走向及影响，对中国捍卫主权权益、维护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方对南海局势的基本判断依然重要

美方认定，中国意图长期、稳固控制南海，而美对中国相关行动缺乏有效应对。

（一）中国对南海掌控能力提升

在美看来，中国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愈发“强硬”。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大力提升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在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推进主权权益声索。

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军事设施部署有助加强对南海控制。美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多次发布中国南海岛礁卫星图片，并臆测中方“军事化”意图。2016年7月，该智库称中国在南海三座岛礁建成达到军用规格的飞机库，可以停放任何型号的军机。2016年12月，该智库一份报告中指称中国在建设的岛礁上部署了可击落飞机及巡航导弹的防空设施。2017年2月，该智库发布图片，声称中国在争议岛礁上兴建的导弹设施已近完工。美认为中国借岛礁建设为各类军事力量提供修整和补给场所。另外，中国空军、海军及海警力量强化。2016年7月，中国空军首次组织南海战斗巡航，时隔不久又再次进行战巡。两次战巡派出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覆盖南沙岛礁和黄岩岛附近空域。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空军航空兵赴南海战巡，旨在推动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发展，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实战能力。目前，中国在南海战巡已实现常态化。

中国动用军事手段回应美军在南海行动。中国警告美军机远离中国控制的南沙岛礁。2015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报道，美海军P-8A巡逻机在南沙岛礁进行侦察任务时受到中国海军严厉警告。2015年12月，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飞近中国南海岛礁。美军方解释称，此次飞行计划完全是计划之外，“并没有飞到南海岛礁12海里内的想法”，美国方面正在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对这两架B-52战略轰炸机，中国守礁部队一直保持严密监视和高度戒备，并进行警告驱离。针对美军舰在南海执行所谓“航行自由”任务，尤其是进入12海里领海的行动，中国动用舰机对美军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2016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海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在西方引起震动。英《独立报》将此事件定性为“几十年来两个大国间最严重的的冲突”。美国防部为美方使用无人潜航器进行辩解，要求中国立即归还潜航器。中国对美国单方面炒作事件表示反对，同时明确阐释中方立场。中国国防部重申，坚决反对美军频繁派出舰机对中国当面海域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测量，要求美方停止此类活动。

（二）美国亚太战略地位遭遇挑战

美国认为自身目前仍可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在南海已实施若干次“航行自由”行动。2015年10月，美国海军驱逐舰“拉森”号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渚碧礁12海里范围。2016年，伴随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国际仲裁的程序推进，美军在南海活动更加频繁。2016年1月，“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的领海。5月，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驶入永暑礁12海里范围内。6月，美国海军再次派出三艘“宙斯盾”驱逐舰在中国南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10月，“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领海。2017年2月，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美国防部官员宣称此举意在保持南海“航行自由”。

尽管开展了一系列行动，美国却仍感到在应对中国南海行动方面力不从心，没有达到改变中国南海政策态势的预期效果。除单独采取行动外，美国还投入财力支持地区伙伴进行能力建设抵御“中国威胁”。2015年5月，美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到访越南，双方签署《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Joint Vision Statement on Defense Relations），美方向越南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用于帮助其购买美国制造的巡逻艇，以提升防务能力。2016年4月，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戈德堡（Philip Goldberg）宣布，美将向菲提供价值4200万美元的观测飞艇、传感器、雷达和通讯设备，增强菲军方在南海的信息收集能力。然而，美国认为此类帮助不足以帮助地区伙伴追赶上中国南海能力建设的速度。

美国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加入“航行自由”行动。2015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为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越来越强的海上力量，美国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的区域扩大至南海上空。2015年3月，托马斯（Robert L. Thomas）在马来西亚国际海空展上声称，东南亚国家应组成联合舰队在南海巡航，并表示美国可给予支持。2016年3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在访问印度期间提议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

但截至目前，美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的计划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美国盟友，日本在新安保法的审议过程中提到了自卫队在南海实施巡逻活动的可能性，澳大利亚也进行了针对南海问题政策立场的讨论，但两国均提出，必须避免地区紧张激化。日本对联合巡航问题态度谨慎。CNN等媒体曾报道称，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2016年9月访美期间表示日本计划加入美国在南海的巡航。美国防部也发布消息称，美日确认要支持“航行自由原则”并“依据国际法”进行海上行动。但此后不久，稻田即在记者会上做出澄清，称在美言论被蓄意歪曲，日本根本没有派遣自卫队与美在南海开展共同行动的规划。澳大利亚官方则公开表态，没有接到美方提出的参加南海军事行动的邀请，也不准备加入联合行动。2015年10月举行的美澳外长和防长“2+2”会议上，双方表示要提升海军合作，但明确该合作不包括澳海军加入美领导的南海巡航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访印期间话音刚落，印度国防部长就表示印度目前没有考虑与美国等国在亚太地区联合巡航。此回应被印度媒体解读为该国避免卷入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博弈。东盟对美发出的组建联合舰队巡航的倡议反应冷漠。菲律宾曾积极回应，但很快就出现立场回摆。2016年4月，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防部长卡特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Voltaire Gazmin）共见记者，卡特证实两国已于上月开始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然而，同年9月，菲新任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即表示，菲律宾将不再与美国在南海联合巡航。10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Delfin Negrillo Lorenzana）宣布，菲律宾已经“暂停”与美国在南海联合巡航，并将菲方决定通知美方，且会在“不远的将来”要求驻菲的美军特种兵撤离。显然，美国无法组建地区联盟来共同对华施压。

美方军事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美国自认缺乏非军事手段来应对中国南海行动。美更担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会根据美在南海对中国的反制力度来判断其能力和担当。美国若不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效挑战中国，其主导的同盟体系稳固以及其作为安全伙伴的信誉将遭受打击。[1]

上述两个基本判断反映了美国政策届与学术界的重要共识,也必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制定南海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美国新政府南海政策动向

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曾一度引发忧虑，目前正在回归平衡理性。

（一）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示强倾向被媒体刻意放大

在政权交接过程中，特朗普及其团队曾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释放强硬信号。特朗普候任期间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中国未征求美方意见就在南海修建大规模军事设施。其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准任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南海占据、控制或宣称主权的领土不合法，性质如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建议美国要求中国停止“造岛”行为，并且阻止中方登陆这些岛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在其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总统是否认可蒂勒森上述言论时回应称，“如果这些岛礁事实上位于国际水域而不属于中国，美国将确保能够保卫这些国际领土不让某个国家占领。”被认为对特朗普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于2016年3月在传统基金会接受采访时“预测”，中美未来5-10年将在南海一战。

面对上述言论，一些媒体借机造势，声称一旦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进出南海岛礁，“可能面临超出许多人想象的强力反击”。尽管中国与美国相比总体军力存在差距，但中国海军拥有潜艇、反舰导弹和其他“专门用于”消灭美重要海军装备的武器，足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或阻碍敌方海军接近。一时间，中美在南海军事对抗风险上升的论调迅速抬头。

然而，不少美方官员相信，特朗普就任初期在南海问题上发出“杂音”事出有因。特朗普非建制派人物，缺乏行政经验，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掌握各类复杂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国务卿蒂勒森管理能力出众，但并不熟悉外交事务，仓促学习大量材料应付提名听证会，难免顾此失彼。白宫发言人除了解外交口径外，还需时间适应面对媒体挑战的压力。

（二）新政府南海政策将逐渐回归理性

特朗普个性突出，就任后急于以强势手段落实竞选承诺，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但同时，新任总统在政策制定中会参考既有立场，也需依靠团队及相关官员的智慧处理事务。美国官僚系统完善成熟，可发挥缓冲作用，预防总统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总统与官僚体系共同影响对外政策制定。

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原则，以美国利益得失为上，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在南海为任何争议方火中取栗。美国不认为其在南海利益需要通过击败中国才能获得，南海稳定也符合美发展经贸合作、保证货物运输安全的需要。特朗普在竞选中并未就南海问题做出明确承诺，就任后不须在南海大展拳脚证明行动力，并以此以赢取民众信心。处理南海问题难度大、效果未定，在特朗普的工作日程上并未排在优先位置。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或有意将南海作为与中国谈判经贸问题的筹码，因此更要避免冲突失控导致美丧失威慑力。

（三）新政府南海政策将体现奥巴马时期基本立场和行为方式

其一，强调和平解决争议原则。2017年2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开启首次外访行程。在访问日本期间，日美对中国在南海加强活动表示关切。然而，马蒂斯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动用一切手段，尤其是外交手段妥善解决问题，保持海上交通线畅通。美国军事部署应该为外交官撑腰，但现在没有必要动用军事手段，最好把问题留待外交官解决。马蒂斯还强调，完全不必采取“过激军事行动”。鉴于美军方本惯于在南海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新任防长强调用和平手段处理南海问题的克制论调即刻引起关注。此举被普遍解读为，美官员特意针对此前特朗普的立场进行纠偏，有代表美新政府“定调”南海政策之意。

其二，继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早在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制订了“航行自由计划”。美国官方发表的公开声明称，该计划是为了挑战“过分的海洋权益声索”，其实施对象是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该计划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当美国认为某国宣布的海洋政策主张违背了“航行自由”原则时，即派出军舰或飞机进行测试性航行或飞越，以确认自己主张的航行自由权没有受到影响。这包括以行使所谓的“无害通过权”为名，出动舰艇强行进入他国12海里领海；以行使所谓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为名，出动舰机强行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以行使所谓的“公海自由、过境通行和无害通过权”为名，出动舰机强行进入他国视为内水的群岛水域。显然，美国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实为凭借自身军事实力，挑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秩序，挑衅和损害包括中国在内几十个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

特朗普就任后，美方多次表示将继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展示美固有立场。美太平洋司令部已多次请求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2017年2月，美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战斗群在南海开展特朗普就任后首次“例行巡逻”。但由于航母并未进入中方岛礁12海里海域，因此并未被列入“航行自由”行动范围。2017年5月，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执行了特朗普任期内首次“航行自由”行动。2017年7月，美“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与此同时，美国重视行动“专业性”，避免发生意外碰撞，更不愿引发两国冲突。美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简称NBR）在2017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建议，中美应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军事沟通，以避免误判、减少对抗、管控危机；两国应共同致力于防止因为美频繁开展“航行自由”行动而引发对抗升级；两国应在2014年双方国防部签署的“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份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继续构建危机管控机制。[3]

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南海政策延续性。美国不太可能以调整南海政策为代价来获取中国对其地区政策支持。例如，美不会为使中国配合美解决朝核问题而收缩美在南海军事存在或减少对南海问题介入。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态势逐渐清晰，正在加大在亚太军事部署。美国有可能拓展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段，包括对参与中国政府南海活动的企业施加制裁。美国还将鼓励盟友和伙伴更多承担责任，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任务分配，由伙伴国负责对中国一般性行动进行回应，而美军则集中精力对付更难处理的意外事件。[4]

（四）特朗普政府制定南海政策的重要原则基础仍存不确定性

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执政时期，其本人及国务卿等高级别官员曾多次表态，美国对南海争议不持立场。2012年4月，在黄岩岛事件尚未平息的背景下，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与到访的菲律宾外长及防长举行“2+2”会谈。希拉里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我们对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不持立场”。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在谈及南海问题时指出，美国对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不持特定立场，有关国家应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成为美南海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表态可有效避免因就主权争议问题选边站队而产生的政治成本，也有助于美保持政策灵活性和运作空间。但特朗普及其团队恐尚未理解坚持这一立场的重要所在，未即时作出明确表态。国务卿蒂勒森在提名听证会上声称要阻止中国登陆南海岛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扬言不让中国占领位于国际水域的岛礁。上述言辞公然挑战中国基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南海岛礁主权主张，已引发各方对新政府对南海争议“选边站队”的猜测和担忧。特朗普“非建制派”特点增加了美在南海问题上出现误判的风险。

特朗普尚不能熟练运用“航行自由”原则。特朗普在谈及南海问题时，未凸显“航行自由”理念的重要性，也未将“航行自由”作为美政策立场和相关行动的有力支撑。美官方和学界正在建议特朗普更好利用这一原则插手南海问题，甚至呼吁“复活”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三、特朗普政府推行南海政策必受地区形势变化制约

尽管特朗普政府将保持对南海问题介入，但由于中国与东盟等地区行为体政策目标调整，美国左右南海局势走向面临更大难度。

（一）中国和东盟反对美搅局“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

近年来，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一度成为注意力焦点。仲裁闹剧结束后，各方认识到，仲裁无助于问题解决，应采取建设性方式处理问题。当前，中国和东盟正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简称COC）的磋商，旨在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关于“准则”制定曾走过一段弯路。分歧的症结在于，菲阿基诺政府曾试图借助制定“准则”来推行争夺南海主权权益的目标，把本国的私利贴上“东盟意志”的标签，借此压制中国。美国也推波助澜，催促尽快达成“准则”。

对此，中国多次强调要坚持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初衷，“准则”不是解决主权争议的特效药。同时，中国警告，任何一个直接有关当事国不应图谋利用“南海行为准则”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特点，试图在“准则”内纳入限制中国以正当方式使用执法力量或军事力量维护主权和权益的内容，以此谋求本国强占中国岛屿、与中国争夺主权权益的私利。

中国更呼呼各国为“准则”磋商营造积极环境。阿基诺政府时期，菲律宾几度在中国与东盟举行高官会、外长会、峰会等时机制造事端，指责中国破坏磋商的舆论氛围，将“行为准则制定进展缓慢”的所谓“责任”强加给中国。2013年8月，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询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阐述中方看法，提出了“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四点主张。

针对“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与东盟国家保持积极沟通，促进共识形成。2015年4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应邀访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写入两国就南海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中越愿共同管控好海上分歧，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2016年9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25周年的重要节点，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方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质性推动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目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已取得重要进展。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和第21次联合工作组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准则”框架。各方积极评价达成“准则”框架的重要意义，强调这是整个“准则”磋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为下一步“准则”磋商奠定坚实基础。

“南海行为准则”制定工作逐渐恢复正轨来之不易，基于中国与东盟不懈努力。任何域外国家如搅动地区形势，干扰“准则”制定，必然会遭到地区国家共同抵制。2017年2月，菲律宾ABS-CBN新闻网称，正当东盟外交官们坐下来谈论南海行为准则时，美国“卡尔· 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进行“例行巡航”，挑战中国主权声索，造成相关讨论“复杂化”。[5]2017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也明确警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决不会允许得来不易的稳定局面再受干扰和破坏”。[6]

（二）美国失去搅局南海的重要抓手

杜特尔特总统就任后，菲律宾对华、对美政策都发生较大调整。

在对华政策方面，杜特尔特改变了菲前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的态势。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作出的所谓“最终裁决”暴露出明显的不公正性和政治意图，但却获得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力挺。然而，杜特尔特多次对媒体表示不愿将仲裁强加给中国，将搁置仲裁裁决。同时，杜特尔特明确对华合作意向，不断释放善意。2016年8月，杜特尔特派遣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Fidel Ramos）作为特使前往中国香港进行访问，实现中菲关系“破冰”。

杜特尔特履新后首次对东盟以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目的地选在中国。访问期间，双方就南海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决定不再让南海问题绑架两国关系。中菲重申争议问题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并明确了处理南海争议的路径。两国强调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展开友好磋商和谈判，并开始探讨建立双边磋商机制的可能性。同时，中菲致力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宣示要在南海采取行动方面保持自我克制。两国以联合声明形式确认上述积极成果。2017年5月，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中国贵阳举行，落实了2016年10月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精神，就中菲两国涉南海有关问题建立机制性对话平台。中菲就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妥善处理两国海上分歧，回归到双边磋商的轨道。

在对美政策方面，杜特尔特政府改变阿基诺政府过度依赖美菲同盟关系做法，重新评估美菲安全合作现状。奥巴马政府批评杜特尔特加大力度开展的禁毒工作，并因此暂缓实施对菲援助，引起菲强烈反弹。

鉴于菲律宾不愿再充当美介入南海问题“马前卒”，美智库建议政府鼓励日本和澳大利亚两个地区盟友在南海问题上加大对美配合，增加中国南海行动的成本。[7]但从实际效果看，日澳均非南海相关争议方，也不是东盟成员国，不便对南海争议问题直接表态，也难以影响东盟对南海问题的相关立场。

（三）中国保持战略主动，限制美插手南海空间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划红线”，向特朗普政府传递清晰信息，避免美方出现战略误判。中国明确表示，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本国国土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完全正常，不会因美国提出异议而做出改变。特朗普政府无法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

同时，中国强调重视中美关系大局，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通过多种渠道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沟通，促使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基础，同样符合美方利益。中国会继续推进中美合作，尤其要为中美在亚太实现合作共赢创造更多机遇。

中国加强舆论引导，揭露美国制造的“航行自由”伪命题。中国学界应在国际平台发声，阐述国际法中的“航行自由”与美国语境中“航行自由”理念的区别，指出美国在各种场合无端渲染所谓“航行自由”问题，实质是以此为借口强化本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秩序构成挑战。

四、结语

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难以消除的干扰因素。伴随中国实力发展和影响力提升，中美将继续在南海展开博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继续介入南海问题，并借机增加亚太军事部署。新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发生政策误判的风险依然存在。但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有望保持总体稳定和理性，美方不愿挑起冲突和战争。

面对美国南海政策走向，中国将坚持底线思维。一方面，中国将继续与直接有关争议方妥善处理分歧，同时积极与东盟等地区力量保持沟通，推动海上合作，共建互信，致力于实现南海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也愿以此为基础，促使促使美方与中方共同管控分歧，为南海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会为最坏局面的出现做好预案，随时准备应对南海的风云变幻。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5卷）第7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1] Amy Searight & Geoffrey Hartman, "The South China Sea – Some Fundamental Strategic Principl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outh-china-sea-some-fundamental-strategic-principles.

[2] “美式‘航行自由’冲击国际海洋秩序”，《人民日报》2016年7月27日。

[3] Nong Hong, “Beyond the UUV Incident: Challeng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ttp://maritimeawarenessproject.org/2017/02/17/beyond-the-uuv-incident-challenges-in-the-south-china-sea-for-the-trump-administration/.

[4] Amy Searight & Geoffrey Hartman, "The South China Sea – Some Fundamental Strategic Principl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outh-china-sea-some-fundamental-strategic-principles.

[5] “南海局势将迎来关键转折点”，《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27日。

[6]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44203.shtml。

[7] Amy Searight & Geoffrey Hartman, "The South China Sea – Some Fundamental Strategic Principl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outh-china-sea-some-fundamental-strategic-princi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