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龚婷等:中美关系:超越不确定性

国研院 时间:2017-07-10 作者:  责编: 龚婷

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成功的会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期。在这次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引领下,近来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作为落实海湖庄园会晤成果的重要步骤,首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6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中国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参加。双方均认为此次对话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 接下来,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利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会再次举行会晤。年底,特朗普总统还将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 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有何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双方能否坚持合作大方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管控分歧,推动这一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围绕有关问题,6月23日,本刊特邀四位专家学者座谈发表看法。

?——编者手记

嘉宾

倪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

钱立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 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长、研究员

龚 婷 365皇冠体育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安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延伸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

倪峰: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举行,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的一个重要行动。4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元首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会晤期间率先启动了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话,彼此深入交流,商定了工作议程,明确了努力方向。根据双方共识,另外三个机制的首轮对话也将在年内举行。

中美经常性对话合作机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对双方沟通磨合、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可以说,四个对话机制的设立,是对奥巴马时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优化,不仅实现了宽领域、全覆盖,而且能够显著聚拢对话议题、提高对话效率,因此是中美两个大国沟通交流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和升级。

很多人都已注意到,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在中方有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在美方有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设置上与美国和盟国关系“标配”外交、防务2+2高级磋商颇为类似,囊括了外交、安全和军事议题,也有战略属性,分量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重视度非同一般,再加上在经济、网络、人文领域的另几个对话机制,两国关系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甚至是美国与一些主要盟友国家关系都无法比拟的,印证了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事实。

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举行,也标志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实现了平稳过渡,巩固了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开创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态势。特朗普当选后,由于其在竞选和候任期间围绕经贸、台湾、朝核等问题采取的不恰当言行,特别是接听台湾蔡英文电话并公开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举动,中美关系一度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大家十分担心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会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然这其中也有斗争较量,特朗普主动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和打电话祝贺中国元宵节并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新时期的中美对话基础得到修复,两国关系开始走上正轨。

后来我们大家都已看到,双方以出人意料的高效实现了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会晤,这在美国总统换届后的中美关系过渡史上是第二快的——第一快的纪录是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利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实现首会,首次“习特会”的实现只多用了不到一周时间,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次会晤是中美双方专门特别安排的,没有借用多边场合,两国元首在两天内交谈的时间加起来达七个小时,说明同八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双方的重视度进一步加强。

海湖庄园会晤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甚至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仅从外交礼仪的表象看,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瑕,特朗普的举手投足显示了对习主席的充分尊敬,两人成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会晤之后迄已三次通话(注:7月3日又进行了第四次通话)。当然我们更要看双方沟通交流的内涵,在此方面我认为会晤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国元首达成了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的重要共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共识。其次,如前所述,双方优化调整了两国对话机制的设置,使相互增信释疑有了更可依托的渠道。第三,中方针对两国贸易分歧和摩擦提出的“做大增量蛋糕”的思路打动了特朗普,双方启动了一个为期100天的贸易谈判计划,跳出了拘泥于存量解决问题的思维瓶颈——甚至可以说是“破题”了,非常有利于双方今后抓住农业贸易、能源和基建合作等关键点,促进结构性需求的对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第四,就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沟通,涉及历史、现状和未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对半岛事务复杂性的认识,也使双方在有限空间里开展旨在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失控破局的协调成为可能。

还有一点,就是两国开始思考和尝试发展战略的对接。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后,美国疑虑很深,视之为企图挑战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领导权”之举,不仅不参与,而且挑拨离间,阻止别人参加。特朗普政府做了调整,派出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格代表美国政府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月22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杨洁篪国务委员时进一步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

接下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程便是习近平主席在7月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总统再次会晤,以及年底特朗普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双方工作层正加紧筹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美关系在互利共赢的轨道上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对中美关系也有好处

钱立伟: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带动一大片。前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处处与我们为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当中的麻烦也显著增多。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双方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影响力形成了高度共识,中美关系重新确立了稳定发展、积极合作的态势,可以说实现了“转折”。年底特朗普访华,双方将酝酿出更多协调合作成果,为中美关系规划出更明确的路径。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第一年搞好了、走稳了,以后几年不会太艰难。

中美双方都避免让对方有“意外”,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国家自然跟进调整,麻烦少多了,小国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的空间也明显压缩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特朗普决定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峰会,日本马上跟进。

种种因素共同起作用,增加了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自信,体现在主动设置议题、对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变革主动施加影响、领导人落落大方主动与美方打交道等方方面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自信在今年上半年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是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线发展的。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领域的“退缩”,更加衬托出中国引导力、影响力的“前进”,使我们受到更多期待,一些美国人也在反思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和前景。中国处理对美关系如果没有大棋局、大博弈的意识,该斗争的斗争,能合作的合作,恐怕自己的手脚是放不开的,空间和局面也是打不开的。

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是想把中国推在前,利用中国向朝鲜施压,企图调动中国手中的“终极杠杆”压服朝鲜,这里面有幻想,但也促使我们跳出长期以来在朝核问题和对朝政策上的一些思维固化的陷阱,更加全面地审视朝核问题的症结。当中国真的更多使用手中的杠杆做各方工作,仍无法改变一些方面的认知,并且加上我们领导人和工作层耐心就朝核问题来龙去脉给特朗普团队上“历史课”所起到的作用,特朗普也就意识到,朝鲜是一个高度自尊、高度特殊的国家,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不是像很多美国人过去理解的那么简单,做通朝方工作也不像其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单靠中方施压就可以——6月22日他已经发推特间接表明了这一点,他说不定有可能静下心来思考更合理的方案,也就是美国究竟能为解决朝核问题做些什么不拘一格的事。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反思和学习能力,那么中美及其它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协调将会获得更大空间。

上周我去美国中西部农业州艾奥瓦开会,与美方人员做了交流,从对方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目前我们就经贸问题“做大增量”的几个重点方向——农业、能源、基建、金融服务等,恰当回应了特朗普政府内外经济政策的特殊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国内经济调结构的需求,因此不仅成功化解了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动机,而且大有创造长期成效的希望。

中美关系仍然存在风险点和难题

倪峰: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应当看到风险仍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需如履薄冰。具体说到“不确定性”,有那么几点需要引起重视,有足够预警。

首先,美国国内的政治紊乱、复杂,内斗不休,尤其是建制派与非建制派的矛盾十分尖锐,存在激化可能。如果政治利益的勾兑失败,不排除“通俄门”等丑闻被进一步搅动,从而影响特朗普执政的稳固性。不仅如此,迄今为止特朗普内阁80%的副部长、司局长和驻外使节岗位仍然空缺,这就对从上到下政策的贯彻执行构成巨大风险。与此同时,特朗普同美国传统智库的关系十分疏远,很多过去“吃中国饭”的专家学者“靠边站”,怨气深重,不仅一时无法成为中美关系“正能量”,还有可能成为“捣乱者”。

?第二,特朗普及其阁僚交易思维深重,处理对华关系注重“结果导向”,一旦发现在部分领域对中国妥协或搁置一些问题达不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国内政治效果,仍有可能“翻脸”,重新挑起一些现已被压下去的问题拿我们“出气”,我们还是要对将来可能的“折腾”有心理准备。而对中美关系这样一组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大国关系,必须按原则办事,搞“跨界交易”是行不通、走不远的。

第三,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把过多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潜意识里认为这个麻烦归根结底是中国的,解决它的责任也是中国的。但我们能做的事情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度使用手中的对朝杠杆。特朗普有足够学习和反思能力当然好,但如果他认定中国“不帮忙”或者“假帮忙”,在国内政治因素驱动下会不会与中方“闹情绪”启动对朝“二级制裁”(将美国的单边制裁延伸至与朝保持贸易、金融关系的第三国企业),甚至铤而走险对朝采取极限手段呢?

钱立伟:美国政治的僵局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已经十分严重了,特朗普上台后加剧了其导致的不确定性。现在特朗普仍然没有与华盛顿主流政治融合,面临两党建制派的联手整治,很多政策难以走出白宫。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一点。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的心理冲击。事实上,围绕美国是否应当因应中国崛起制订新的对华战略的大讨论从前年就已开始了,现在仍未有结论。单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单个经济体,与美国并列,美国人对此看得很重,认为中国与美国已是同一个“量极”的国家,经济规模在可预见的未来势将超越美国,其心理压力可以想见。

此外在中美之间一系列敏感问题上——从台湾到南海,还都埋着“定时炸弹”。特朗普政府不大可能永远按着对台军售这件事不放手,美国海军还在继续“巡航”南海,生怕其在南海地区的海上存在因为特朗普的“疏失”和“不感兴趣”而受到影响,美国军内对华强硬派仍在伺机破坏中美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睁大眼睛保持警惕。(编者注:本文付排期间,6月29日,特朗普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4.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为早期预警雷达提供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鱼雷及SM-2导弹部件等。)

特朗普政府对南海问题关注度不算高,但美国军方忧惧尤切,坚持继续实施“航行自由宣示行动”,以对中国的所谓“海上扩张战略”保持牵制并继续强化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沿部署,南海海上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始终存在。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记者谈及南海问题说:“美国的立场没有变”,“我们反对以南海军事化的方式改变现状,反对国际法并不支持的过度海洋权利声索”。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南海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中美在南海、东海海上发生冲撞意外的风险没有消除,双方还需进一步完善避碰规则。美方有意把海监力量也纳入的避碰规则框架,我方需做研究。

?

中美贸易谈判难以回避“结构性障碍”

周密: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双边轻多边,不太喜欢搞一揽子的谈判,而是要点对点地“各个击破”。目前,除了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尽可能多地吸引制造业回流、创造本土就业机会,还看不出特朗普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有什么特别宏大和明确的目标,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美国优先”和“公平贸易”。

“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取得了早期收获,有关成果基本上对等,中方开放一个领域,美方开放另一个领域(编者注:有关早期收获共10项,具体包括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允许美国全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申请许可证,美国欢迎中国自美进口液化天然气,美方欢迎来自中国企业家的直接投资等)。但谈判越往后越艰难,尤其是在涉及产业政策的领域,如果产业政策的调整不能与经贸政策的调整形成同步,对做出新的贸易便利化承诺的制约将会十分明显。打个比方,对部分美国农场品开放市场,牵涉到中国现有的进出口管理制度和措施,而有关制度的设计与我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做出的承诺是直接相连的,如要对某一国做出新的开放承诺,也可能需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进行沟通协商。农产品的进口与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转变过于突然,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相关进口的开放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必须通盘评估。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通过对等开放有效增加了美国的对华出口,仍未见得一定会带动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复苏,如果特朗普认定未能从对华贸易谈判中得到他所预期的政治利好,会不会继续寻求通过其他途径与中方进行博弈?这方面的风险恐怕仍然存在。所以我个人认为,简单的对等开放市场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在贸易领域的结构性差异。中美两国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市场在配置资源、促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无论中美摩擦如何发展,两国贸易仍将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双方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双方都具备相当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当中增长表现最亮眼的国家。中国的需求在变化,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关税政策的调整并不能决定一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的结构性差异,对此我们要有冷静的认识。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还可能在现有基础上拓展到更多领域。特朗普说过他不一定非得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谈判,其“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在经贸领域也会有所表现,有可能在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手段之外,动用过去不曾运用的办法发起贸易救济。

总体来讲,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可以持乐观态度,“百日谈判”将有利于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但要在中美之间实现完全的“贸易对等”几乎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政府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我们现在对美方的最实质要价——比如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减少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政治壁垒、中资银行在美经营牌照等,美方继续以各种借口加以拖延,能实现突破、满足中方需求的仍十分有限。

特朗普政府的税收制度改革一定会落地,但降幅可能难以像特朗普预期的那样大,否则美国的财政就无法平衡了。未来美国经济肯定存在风险,因为发达经济体当中只有美国真正退出了量化宽松,明显与其他国家不同步,凡是不同步的地方都容易积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美国经济下滑,且特朗普的大规模基建计划不见效,投资者可能会选择更高收益率的地方,那时中国一方面可以享受到资金流入的好处,一方面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显性化的风险可能有所上升。

龚婷:“百日谈判”取得的一些“早期收获”成果,特朗普对“一带一路”的表态也更加积极,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把这些已有的收获转变为常态化的合作。美国国内对“百日谈判”的微辞还是蛮多的,我在最近参加的交流中就听到美方专家(当然不少是民主党背景的)指出,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银行服务业是中方早该做出的让步,美方没有从中国“占到了便宜”的感觉。一个可能的态势是,“百日谈判”里面好啃的骨头基本都啃过了,剩下一堆难啃的骨头。美方已经传递出一个信息:要看“百日谈判”能否取得明显成效才决定是否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我们尤其要防止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高开低走”,那样的话对双边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都会形成打击。

现阶段,我们不必对特朗普的基建计划能在短期内取得太多实质成果抱有太高期望。据称,特朗普基建计划的所谓“万亿美元规模”,联邦政府准备直接出资2000亿美元,且是分10年拨款,其中1390亿美元的项目是以前就已启动了的,真正可以当作“增量”来看的也就是六七百亿美元的规模。特朗普的基建计划能否真正落地,最大障碍在于行政审批,目前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以至于特朗普不得不下令在白宫专设两个办公室负责督促基建项目的跨部门审批,解决跨部门扯皮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的资本都对投资美国的基建计划感兴趣,都在寻求参与的机会,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实施基建计划的钱不成问题——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阿拉伯宣布拟投资200亿美元至美国黑石集团下的基础设施基金,关键是什么项目能落地。

倪峰:我比较关注特朗普政府的税收制度改革可能会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以降低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改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自然也是他执政的最重要政绩工程之一,更何况降税短期内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刺激效果。

我赞同这样的判断:这项改革一定会落地,但降税规模会受到限制,否则美国的预算平衡将被打破,后患无穷。事实上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已经出台,还需与国会讨价还价,2018年上半年应当会见分晓。无论如何,美国税改与“缩表”(美联储缩小资产负债表)效应相会合,将进一步刺激美元回流和带动全球减税潮,加剧产业链重组与竞争,从而产生不可低估的世界性影响,当然也会直接牵动中美经济关系。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练好“内功”,加强内部经济改革,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波动。

努力做大中美合作的“增量”

龚婷:从宏观的把握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向美方传递一种思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从开始崛起到雄踞于世界的巅峰之上用了近百年时间。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从谷底爬坡,即使有一天从经济总量意义上讲重新登上世界之巅,与美国比肩而立,也不是谁必须把谁踢下山去的关系。这层意思有必要持续不断地传递给美方。

我们也需向特朗普政府反复表明,美方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中方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者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而且双方都应有这样一种意愿:参与对方的发展议程,同时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国内议程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与美方想要在对华经贸关系中同中方谈判达成的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其实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在经贸领域,如果按照“做大中美合作的增量”思路继续发力,那么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需要重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增量”。一是基建合作。中国企业赴美参与基建计划不必心急,可以与美方相关公司企业细心接触了解,找准那些能“落地”的项目,也要保持低调,谨防美国国会一些人把有关项目演变成政治话题,反过来抬高对中方的要价。另外也需注意,特朗普政府大兴基建遵循“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原则,中资企业赴美参与基建项目必须把“当地采购、当地雇工”的姿态做足。二是相向扩大产业开放性,以开放促进经济改革、深化结构调整,无论企业还是产业主管部门都需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牢固的大局观。三是加强地方省州合作,充分发挥基层主观能动性,务实推进产业互补的合作项目。

?

“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增量”也要继续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这几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呈“井喷”状态(美国荣鼎集团今年1月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两倍,达到456亿美元),与美国市场的复苏态势和回报率是有直接关系的。但美方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企业还是非常敏感,政治壁垒短期内难以消除。我们的一些大型民企对美国市场的把握十分敏感,以正当方式为正当目的进入美国市场不乏成功案例,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民间外交的作用。当然民企赴美投资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与当地企业文化、用工文化难以兼容的问题。凡事总有一个相互适应、学习的过程。

也要保持两国智库联系。尽管目前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一些智库、媒体关系冷淡,相互提供信息有限,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我们在美发展人脉关系的“机会窗口”,我们仍需坚持在美国社会层面的工作不放松,同时不断改进对美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

周密:6月初特朗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意味美国放弃了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领导作用”,也把中国、欧盟的履约责任更加推向前台。特朗普作此决策的主要动机在于削减甚至中止美国在自由主义旗号下为全球减排承担的“过多国际捐助义务”,也为照顾美国化石能源行业的利益。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曾是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引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标志性项目,现在有可能失去部分动力。但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美国很多地方州和公司企业都坚持以各自方式履行减排义务,联邦层面对新能源和天然气开发的支持也没有明显减弱,中美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条件和机会仍然存在,当然形式、侧重以及开展层级会发生变化。长远来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仍是中美合作的潜力所在,气候变化并非唯一可行的合作点,双方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卫生防疫、减灾防灾等领域的合作都有一定积累,也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今后可以继续有针对性地加以推动。

钱立伟:中美之间有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难以避免,关键是双方能否有效做大合作的蛋糕,管控住彼此分歧,超越不确定性,锁定稳定发展的基本轨迹。在此方面,两国元首在4月海湖庄园会晤中达成了重要共识,相信有关共识会随年内第二、第三次元首会晤的举行得到巩固和放大,双方工作层和社会各界也会为落实有关共识做出不懈的努力。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保持谨慎的乐观。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