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之后 恐惧以前

最近一个月，各国人民常因不断刷屏的暴恐新闻而神经紧绷。4月9日，埃及北部城市坦塔和亚历山大两所教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4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已夺去14人的生命；3月23日，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恐袭，致死4人，致伤20余人。而就在这短短的17天时间里，能在媒体上查询到的涉恐案件数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36起。它们发生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也发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或是南苏丹。这让人不禁想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粗略一瞥，这些恐袭的手段、目标各不相同。在伦敦，“独狼”暴恐分子驾车冲撞人群，驶至威斯敏斯特宫外又下车持冷兵器伤人，直至被警察击毙。在圣彼得堡，两个爆炸装置被安置在不同地点：“干草广场站”和“技术学院站”之间的地铁车厢爆炸了，但“起义广场站”的爆炸物没能被引爆，避免了更惨重的伤亡。在埃及，自杀式袭击者瞄准的是科普特基督徒的教堂，惨剧发生时，信众正在做弥撒——这直接导致了伤亡人数的高企。单人或者有组织犯案，使用遥控炸弹、自杀式爆炸背心、汽车或者干脆就用刺刀，对普通民众施害或针对特定群体——我们似乎面对的是无所不包的恐惧和无处不在的敌人。

但若仔细研究暴恐行为背后的联系，我们仍能洞察动因、把握规律甚至预判趋势，在感到恐惧之前，通过理性认知来直面甚至战胜它。

事实上，当前暴恐形势变化与“伊斯兰国”颓势加剧有直接关系。“伊斯兰国”是本轮全球暴恐势力回潮的突出表征，其突起于2014年中，现已在多方打击下败势尽显。其“核心区”双城，伊拉克摩苏尔攻城进度过半，城东收复而城西已被合围，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叙利亚拉卡主攻虽暂未打响，但“叙利亚民主军”已将城北、东、西三面合围。目前，“伊斯兰国”已丧失叙、伊65%以上的地盘，人员锐减到1.2万至1.5万。为避免覆亡，其不断推进“2.0版”的“外线扩张”，通过加速外籍“圣战者”回流，推促其藏身难民潮迁徙乃至转战第三国，以求化整为零、牵制敌人，分散求生、伺机再起。这一变化导致国际暴恐活动呈现出很多新趋势：

其一，随暴恐势力扩散，受袭国增多，恐袭频度、烈度增大。这符合人们平日浏览新闻的观感，部分揭示了当前恐袭频发的原因。但需指出的是，全球恐袭总量事实上在下降——这也客观印证了“伊斯兰国”逐渐衰弱的事实。其二，袭击“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继续加强，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仍是受袭“重灾区”。不过，这些国家及其人民所受苦难的媒体曝光率却显然与受害程度严重不符。这让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只知“欧洲的鲜血”，不识“亚非的伤亡”。其三，无领导“独狼式”恐袭与有组织连环袭击并举，更愿意选择普通民众聚集的交通枢纽、酒吧、购物广场、体育场馆、宗教场所等“软目标”犯案。而大量的袭击案例指明：在反恐资源充沛，各项反恐举措完备的国家或地区，恐怖分子多被迫进行“独狼”袭击，以躲避侦查、提高成功率；而在反恐能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通常也是欠发达地区，有组织犯案会更为猖獗。

同时，前述案例也反映出很多新的袭击特点，必须引起高度警惕。首先，恐袭的模仿性在不断增强。去年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卡车冲撞袭击，今年又被复制到英国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传播的速度在加快，广度在提高。其次，很多袭击，特别是“独狼”恐袭的发动者是受害国本国人，且他们的身份特征高度相似：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难以融入主流而渐趋疏离，境况堪忧；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极端主义思想等等。如何防范此类“内部威胁”，稳妥推进“去激进化”进程，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最后，暴恐分子串联、谋划恐袭的手段更隐蔽。在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动恐袭前，他们在线上建立暗网，利用“电报”等新通讯软件，铺设专属加密“信道”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的煽动和组织。这使网络反恐任务更加艰巨，对新软件的侦讯，不仅面临技术难题，也更需要破解人权与安全的困局。

易言之，“伊斯兰国”的困兽之斗，引起了当前反恐形势的一时紧张。无论这是否是“黎明前的黑暗”，人们都需咬紧牙关，战斗到底。之后，世界将面对重回游击状态、持续分化重组的暴恐组织和更为碎片化的反恐形势，与恐惧缠斗将是常态，要战胜恐惧则必须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反恐要在现实与虚拟的战场上，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国与国间的脆弱地带坚定且坚韧地推进。毋庸讳言，这远非坦途。地缘政治博弈对暴恐的利用、双重标准对合作反恐的打击、积重难返的乱源国如何走出持续发展的道路——种种问题考验着破题者和世人的智慧、耐心与善意。

但在恐袭之后、恐惧以前，我们仍有理由坚定信念，蹈火向前。因为“唯一需要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罢了。

（来源：《瞭望》，2017年第16期。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