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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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

2010年，国际形势变化错综复杂，各种战略力量加快互动，彼此利益交织更为紧密，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在失衡中缓慢复苏，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受多种内外难题困扰，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调整。欧盟与欧元区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牵制，被迫重新定位内外战略，试图“化危为机”。俄罗斯反思其传统发展模式弊端，出台“现代化战略”，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力度加大。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增大。国际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传统与非传统领域挑战棘手。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举世公认的独特作用。

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2010年，新兴国家继续保持群体性崛起势头，成为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主要动因。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兴国家在全球GDP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发达国家的比重下降。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公布的数据 ，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相比，“金砖国家”2009年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13%升至16.7%，接近世界的1/6，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29%升至34.5%。其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65%降至53.8%。其中，美国GDP从占全球25%降至20.4%。2010年，如上经济力量对比趋势更为明显。从中长期展望，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将继续保持梯次跟进态势。

第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的地位显著加强。20国集团峰会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作用和影响得到各方重视。 在20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占了10个，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沙特、土耳其和印尼，它们的诉求直接影响20国集团历次峰会的结果。在2010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首尔峰会上，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求同存异，达成四项重要成果，包括加强20国集团作用，携手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继续深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将发展问题作为20国集团峰会的长期议题，为缩小南北差距、缓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创造条件；确立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步骤。

第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改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将在2012年10月之前完成。届时，IMF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65%升至6.07%，排名从第六跃居第三，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投票权也有不同提高。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从2.77% 提高到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本次改革中，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 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公司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

二、世界经济步入缓慢复苏轨道，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

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包括：（一）复苏过程缓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4. 8%，仅比2009年高约0. 5%。（二）不平衡。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成为拉动复苏的主力。中国、印度、巴西、东盟复苏较快，美欧日复苏幅度较小。中国、印度、巴西的增长率分别为10. 5%、9. 7%和7. 5%，发达经济体平均增幅为2. 7%。（三）缺乏后劲，风险犹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继冰岛债务危机后，希腊、爱尔兰紧随其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显露端倪。在欧洲理事会推动下，欧洲央行匆忙“救火”，仅为希腊一国就筹资8600亿欧元，伤了元气，造成欧盟经济行为能力萎缩。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欧日）在“退市”问题上分歧明显，步调不一，骑虎难下，早退或晚退都有隐患。（四）保护主义肆虐，贸易战、汇率战交织。在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时爆发，这与以往迥异。

面对困局与压力，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强战略谋划。欧美经济学界围绕是否要“再工业化”展开辩论。美国出台“国家创新战略”。奥巴马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上发出世界经济“再平衡”呼吁，实质是要求其它经济体照顾美国利益，为美实施“国家创新战略”营造适宜的世界经济环境。欧盟和日本分别制定“2050规划”和“2015规划”，重点是以低碳环保技术催生“绿色经济时代”。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扩大内需，启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增长方式转变。

三、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强化对亚太介入，东北亚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全球摊子铺得过大，明显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2010年8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并重申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以强化对亚太的介入。美利用“天安舰”、“钓鱼岛”等事件巩固美韩、美日同盟。“天安舰事件”导致韩国推迟收回韩军“战时指挥权”。美利用“普天间机场问题”挫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拉开与美国距离的企图；利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俄罗斯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使日本感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美利用11月发生的“韩朝炮击事件”，使韩国进一步感到了韩美同盟的不可或缺。

美国加大在南海诸岛等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利用一切机会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亚太常驻大国”身份挤进东亚峰会，强调要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与东盟举行第二次“10+美”领导人会晤，把“海上安全”塞进会后声明；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PP）计划向东亚扩展，考虑优先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纳入其中，有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的政策趋势。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确立了“新战略概念”，扩大了“安全威胁”的范畴。这也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约重申其组织的“地区性”，但也强调安全挑战的“全球性”；重申无意挑战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但也强调北约与联合国在安全事务上的互补性；在确认未出现冷战时期“急迫和大规模”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将应对网络攻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作为新的安全使命；在确认“新兴力量”均以“和平崛起”为目标的同时，也对各地区热点或潜在冲突表示“严重关切”，特别是对阿富汗和东北亚局势的关注。这些调整，为北约“走出防区、超越传统”，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行动进行了法律铺垫。

四、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活跃，与美欧关系明显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使俄意识到资源出口型经济的弊端，决定尽快实现从资源型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变。为此，俄政府进一步明确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指导思想，提出要同德、法、意、欧、美结成“特殊的现代化联盟”。

俄罗斯同西方关系全面回暖，自2008年俄格危机后俄与欧美关系的僵冷状态似已结束。2010年6月，俄欧峰会宣布启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加强经济合作。俄美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完成了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俄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调整政策，受到美欧赞许。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梅德韦杰夫积极回应北约提出的与俄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同意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大与北约合作的力度，向北约提供转运阿富汗驻军物资的便利，并承诺向阿富汗提供直升机及人员培训等。

同时，俄罗斯提升了亚太地区在俄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梅德韦杰夫在俄驻外使节会议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把亚太地区置于独联体之前，从排序第三位提升至第二位。俄进一步巩固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全方位合作向纵深发展。俄同美国一道进入东亚峰会；与印度举行联合反恐军演；与越南签订超过40亿欧元的核协议，准备以租赁形式重返金兰湾；俄总统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既向日本显示决心，也为开发这些岛屿作铺垫。

五、国际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传统与非传统领域挑战同时上升。主要表现在：

其一，核扩散风险犹存。朝鲜、伊朗在核计划问题上拒绝向美国妥协，刺激其它“敏感国家”萌发开发核技术的冲动。“韩朝炮击事件”和2010年末西亚北非出现动荡苗头后，朝鲜、伊朗推进核计划的立场更加坚定，对美国的态度更为强硬。当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看到美国毫无良策来遏制朝鲜、伊朗的核计划时，它们的“核合作期待”便有所抬头。叙、利两国领导人均认为，他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振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推动阿拉伯民族掌握并利用核技术。由于伊朗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被以色列抓住口实，以色列顺势将核武器视为自保的“最后手段”。美印（度）、美越核合作助推了印越两国宏大的地区构思。在西亚北非动荡浪潮爆发前，埃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土耳其等加紧制定“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引起伊朗、以色列“质疑”。

其二，世界虽遭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各国常规军备大幅增长。印度、越南、朝鲜、伊朗、印尼等国军费大增，新加坡、沙特、阿联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土耳其等大量采购武器。2010年，仅沙特和阿联酋两国的武器装备采购额就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三，热点一个也未消除，继续影响地区稳定并牵动大国关系。“天安舰”和韩朝炮击事件造成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美韩日对朝政策更趋强硬。美作战部队从伊拉克撤出后，伊安全局势恶化，政府在大选6个月后才勉强组建。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无望，恐暴活动频繁，卡尔扎伊政权无力控局。巴基斯坦水灾加剧了国内动乱的社会基础，“巴基斯坦塔利班”进入扩张期。巴以直谈因定居点问题搁浅，影响中东稳定。大国围绕如上热点继续博弈。西亚北非动荡风潮出现后，热点问题的解决愈加无望。

其四，“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基地”组织利用巴基斯坦水灾、阿富汗政府失信于民、美从伊撤军、巴以和谈受阻等事件，在南亚、中亚、中东、北非推进“本土化”战略，使一批国家的安全形势恶化。因部分阿拉伯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民生和社会公正问题缺陷扩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基础，并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北非动荡乱局中推波助澜。库工党、“东突”组织、车臣武装团伙等分离主义势力多方获取外援，以恐暴手段谋求“独立”的活动呈现回潮。例如，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在达吉斯坦和莫斯科等地制造了规模不等的恐怖事件。中亚费尔甘纳谷地重新成为“三股势力”的沃土。索马里海盗与国际护航编队的周旋能力提升，劫持货轮和油轮多艘。

六、中国“峰会外交”和“世博外交”成效明显，复杂局面应对妥当。

面对复杂且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

第一，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的统领作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体系变革。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全球核安全峰会、“金砖四国”领导人第2次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0次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4和第5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主张的发展问题首次成为20国集团峰会主题并获得共识，中国成功阻击美国在汇率、经常帐目不平衡量化指标等问题上的涉华企图。在亚太经合 横滨会议上，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应“平衡、包容、创新、可持续和安全地复苏”的原则写进了会议最后文件。中国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旗帜鲜明地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起全球关注。胡锦涛主席还先后出访巴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法国、葡萄牙等国，阐述了中国在事关和平、发展、稳定、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推动了中国同上述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温家宝总理先后出席第3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重要国际会议，先后出访韩国、日本、蒙古、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取得一系列重要外交成果。

第二，世博外交和亚运外交取得成功，使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进一步完善，外交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得以丰富。上海世博会是首届世博会举办一百多年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共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01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团为本国馆日揭幕并参观其它展馆。上海世博会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宏大的外交舞台，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地方外事在这个舞台上协调并进，丰富多彩，并实现了各国游客与中国百姓的直接交流，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和真实的中国。上海世博会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构成世界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需要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广州亚运会同样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取得成功，既促进了亚洲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增进了亚洲各国运动员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第三，平稳推进了与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在中美关系方面，2010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批准美国防部启动总额近64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包括“黑鹰”攻击直升机和“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继而，美国又针对所谓中国把“南海纳入核心利益范围”的相关报道作出无理反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上抛出针对中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量化指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对于美方上述干扰两国关系大局的行径，中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美关系在美国重申中美关系基本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得以转圜。2010年，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3次会晤，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进。中美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计划、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了沟通与协调。中美关系的转圜为胡主席2011年新年伊始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铺平了道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胡锦涛主席同梅德韦杰夫总统6次会晤，温家宝总理访俄并举行中俄总理第15次定期会晤。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中俄原油管道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两国人民友好感情不断深化。

中欧关系在磨合中深入，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上稳步推进。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成功访问法国、葡萄牙、瑞士、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中欧举行第13次领导人会晤。24位欧洲政要访华，包括德国总统和总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总统，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欧盟委员会主席等。中欧经贸合作稳步增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充实。

第四，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纵观2010年，相互尊重、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依然是亚洲国家关系的基本特征。排除各种干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仍然是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政策取向。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继续保持了总体稳定、互利共赢的大方向。中国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实现了高层互访和交流，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出席多个重要地区多边会议，这些高层交往与外长互访超过130起。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使双方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显著提高，为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双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创历史新高。

中国同亚洲国家的财金合作日益深化。例如，中国与新加坡签订价值1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亚洲国家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已达5100亿人民币。中国与越南、缅甸等国签订自主选择的双边货币结算协议。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和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建成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和7亿美元的区域信用担保和投资基金。

中日韩合作继续稳步发展。三国领导人先后在韩国和越南举行会议，共同规划了未来10年三国合作，一致认为要从战略视角审视和把握三国合作关系，不断提高三国伙伴关系水平。三国间贸易量大幅增长，已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三国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顺利推进。三国在运输物流、科技、标准化、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活跃，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继续增加。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灾，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2.47亿美元救灾援助。印尼发生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泰国发生全国性水灾、柬埔寨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后，中国均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还向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老挝等欠发达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积极参与巴基斯坦灾后重建和阿富汗、斯里兰卡的战后重建。中国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开展真诚合作，推动公路、铁路、航道、港口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不断加深利益交融。

第五，妥善应对和处理了东北亚紧张局势，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2010年3月，朝韩争议海域发生“天安舰事件”。美韩竭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反映单方面关切的决议，半岛对峙成升级之势。形势高度复杂敏感，地区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在韩朝双方各执一词，国际社会对事件成因也有不同认识的背景下，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促成安理会通过了反映朝韩双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事件得以“软着陆”。11月，朝韩之间在延坪岛争议海域发生了相互炮击事件，美国出动航母作战群与韩国在敏感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再次造成局势恶化。中国继续进行和平努力，通过频繁外交穿梭力促缓和。12月6日，胡锦涛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强调“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同时与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其它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积极劝和促谈，主张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处理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由于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兼顾了各方利益，陆续被各方接受，把已经走到战争边缘的半岛局势重新拉回谈判桌。

展望2011年，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中国外交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实现“十二五规划”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为帮助公众全面认识国际形势并深刻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集中精华调研力量，编辑《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10-2011）》，并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在本书策划、征稿、审稿、编辑等各个环节中，刘友法副所长、董漫远主任、王友明副研究员、苏晓晖助理研究员付出了辛勤劳动，时事出版社为本书及时面世做出了贡献，本书所有撰稿人按时交稿，有关专家严格把关，广大读者和有关人士对本所历年《蓝皮书》给予好评和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星

2011年3月于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